教授觀點

徐向藝教授:結構重塑與制度創新:建立公司治理中國學派

發布日期:2021-09-28 17:41 點擊次數:

教授簡介:徐向藝教授,山東大學二級教授、榮聘教授,管理學院博士生導師。國家級教學名師,國家萬人計劃領軍人才,享受國務院特殊津貼專家,山東省高端智庫入庫專家,山東省改革開放40年社會科學名家;中國企業管理研究會副會長、第一、二屆教育部工商管理學科專業教學指導委員會委員,山東省高等學校人文社科研究平臺山東大學公司治理研究中心首席專家。

9月25-26日,第十一屆公司治理國際研討會在南開大學召開,此次會議由南開大學中國公司治理研究院主辦、山東大學公司治理研究中心等作為支持單位。本屆研討會以“后疫情時代的應對:綠色治理”為主題,就綠色治理與評價、中國公司治理轉型、國有企業的治理改革、金融機構治理與治理風險防范、董事會治理與戰略管理、公司治理與創新、新興治理等專題展開深入討論。

9月25日上午,山東大學管理學院徐向藝教授在研討會上,以“結構重塑與制度創新:建立公司治理中國學派”為題發表主旨演講。徐向藝教授的報告圍繞以下問題展開:為什么要建立公司治理中國學派?公司治理中國學派是什么?怎樣建立公司治理中國學派?

一、為什么要建立公司治理中國學派?

徐向藝教授認為,所謂學派,是以某一國家、某一地域、某一民族,或某一問題為研究對象而形成具有特色的反映其學術傳統的一些學術群體。由于學派形成的原由不同,又分為“地域性學派”(包括院校性學派),或“問題性學派”等。目前,在中國還沒有形成公司治理具有鮮明特色的學派。這是因為,公司制度產生于前機器大工業時代,發展于機器大工業時代,成熟于電子工業化時代。在工業化前后的200年,我們的經濟發展水平落后于西方,公司制度產生、發展更是滯后于西方。近30年,我國在公司制度建立、公司治理模式方面學習西方、借鑒西方,在較短的時間內,我們縮短了與西方的差距。

以互聯網、大數據、人工智能為標志的新經濟正在到來,他將推動我們的時代發生重大變革。公司治理創新時代已經到來。傳統公司治理基礎框架、范疇、概念需要重新審視,傳統公司治理范式需要通過運用創新思維重獲解釋力、延伸力、生命力。

二、公司治理中國學派是什么?

徐向藝教授指出,構建中國特色公司治理體系要基于中國優秀傳統文化,根據中國國情與情景,解決中國公司現實問題,在理論和實踐中體現繼承性與民族性、原創性與時代性、系統性與專業性。

徐向藝教授認為建立公司治理的中國學派不是對既有公司治理理論的徹底顛覆,亦不是對西方公司治理研究范式的全面否定,而是:(1)基于新時代中國特色情境,以兼容并蓄和文化雙融為原則,結合中國公司治理實踐現狀與發展訴求進行理論體系和研究內容的拓展與創新;(2)解決實踐中公司治理的痛點與盲點,實現不同公司治理理論的交叉與融合、繼承與創新;(3)構建原創性的可以反映中國情景的公司治理新理論和新模式,形成有中國特色的公司治理研究理論體系和學術群體。

三、建立公司治理學派的三個基點

徐向藝教授強調,建立公司治理中國學派應建立在三個基點上(包括但不限于),即公司善治、公司自治、雙向治理。

1、弘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公司善治

中國情境下的公司治理應弘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揭示當代復雜的公司治理現象,實現文化基因的融合性與繼承性。公司善治是中國情景下公司治理基本目標和核心價值觀。公司善治即要求公司治理中應誠信、公平、責任、秩序和同情心。古典管理學強調“提高效率,降低成本”;公司善治強調“行為善意”與“公平正當”;誠實與公平:兼顧公司利益相關者的利益(必須做到);責任與秩序:做社會秩序的維護者和負責任的社會公民(理應擔當);仁慈與同情心:增加社會福利與他人利益(鼓勵期盼)。

2、中國情境下公司治理趨向:公司自治

公司自治,即公司自主性治理。公司自治權力來源于四個方面:一是公司自治的理論基礎——自組織理論。在沒有外部干預條件下,系統內部各子系統之間能自行按照某種規則形成一定的結構或功能的自組織現象的一種理論。該理論主要研究系統怎樣從混沌無序的初態向穩定有序的終態的演化過程和規律。二是通過成文法確定的公司權利。公司是一種法人實體,故其有管理自己事務的能力,這是一種法定的資格或地位。因此,公司的成員可以主張自己的權利,但是不能破壞自治性組織所擁有的能力和地位。三是章程規定的公司權力。一個股東成員加入到公司中,他既認可了公司章程的具體規定,包括對公司權力的保護和應遵守的義務。 四是源于信托規定的公司權力。信托是指委托人基于對受托人的信任,將其財產權委托給受托人,由受托人按委托人的意愿以自己的名義,為受益人的利益或者特定目的進行管理或者處分的行為。

在處理公司類糾紛時,公司自治應當始終居于中心地位,只有在公司自治權被濫用、股東權利被壓榨、公司經營出現僵局無法通過內部程序自力救濟時的情況下,控股股東的介入才有必要。公司沖突當事人爭議的事實如果公司章程就此有明確規定,當然按照章程規定進行調解。只有窮盡公司內部救濟,然后才是控股股東權利的強制介入。此種情況下,控股股東的介入不應侵犯公司自治。

3、母子公司結構下控制與制衡:雙向治理

中國上市公司大多數以子公司身份上市,頭上有控股母公司或者集團公司。在股權集中、有限責任制以及公司非整體上市的中國情境下,實踐發展需要母子公司“雙向治理”。母公司必須在有限責任基礎上對上市公司施以有限控制,上市公司應加強自主性,提升對母公司干預的制衡能力。母子公司雙向治理,需要明晰各自的權利邊界,在“權責對等”原則下兼顧母子公司間的權利、義務的對稱性,從母公司“自上而下”單向治理實現向母子公司之間“互動性”雙向治理過渡。

徐向藝教授提出了五點母子公司“雙向治理”制度建設的建議:一是雙向信息披露制度;二是責任舉證倒置制度;三是母公司終極責任追溯制度;四是子公司戰略自主性制度;五是建立獨立審計人制度。

四、構建公司治理中國學派三點主張

徐向藝教授提出了建立公司治理中國學派的三點主張:(1)回歸公司治理研究本源。基于中國的具體國情與歷史文化背景,公司治理目標應從財務績效轉變為“運作合規、權力制約、利益均衡、公司善治”。上述公司治理研究本源是完善公司治理組織設計與制度安排的重要標準,也是建立公司治理研究中國學派的邏輯出發點與歸宿。(2)創新公司治理的研究方法。目前公司治理領域的學術研究大多運用大樣本數據進行實證研究,但很多實踐中的重要問題受限于數據的不可獲得性而難以有效開展研究,并且數據與模型往往難以解釋更深層次的作用機理。公司治理中國學派應當回歸本源,推進研究方法多樣化和研究范式規范化,從“真問題”出發,深入“真現場”,以扎根精神展開學術研究,總結中國公司治理的獨特實踐,升華并形成中國公司治理的獨特模式。(3)構建公司治理中國學派的理論體系。傳承中國優秀傳統文化精髓,借鑒西方市場經濟發展經驗,基于中國國情直面公司運作現實情境,這是建立公司治理中國學派的基礎。

徐向藝教授還明確指出,要積極倡導“百花爭鳴、百花齊放”方針。中國學派不是一個學派,而是立足中國情景、解決中國問題的不同學派。期待學者們獨立思考、勇于創新,建立并不斷完善中國公司治理理論體系。

本屆公司治理國際研討會采取線下與線上結合。我院博士生楊英英向大會提交的論文“子公司自主性水平能有效提高社會責任的履行程度嗎”,被評為大會優秀論文,并以此為題在“企業社會資本與綠色治理”專題論壇上進行報告;我院博士生張陽向大會提交的論文“高聲譽子公司能夠抵御母公司利益侵占行為嗎?——基于資源依賴理論的視角”在“國有企業治理有效性”專題論壇上進行了報告。

公司治理國際研討會到目前為止舉辦了十一屆。歷屆公司治理國際研討會的舉辦,都受到了政府監管部門、企業以及海內外學者等的廣泛關注。邀請到包括諾貝爾獎獲得者萊茵哈德·澤爾滕、詹姆斯·莫里斯在內的3000多位國內外專家學者參會。原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副委員長成思危、蔣正華,原中國銀監會主席劉明康,原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黨組書記陳清泰,原國家審計署審計長李金華等領導都曾蒞臨指導。(文/楊英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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