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授觀點

徐向藝教授等:加快建立管理學的中國學派

發布日期:2021-06-11 17:01 點擊次數:

教授簡介:徐向藝教授,山東大學二級教授、榮聘教授,管理學院博士生導師。國家級教學名師,國家萬人計劃領軍人才,享受國務院特殊津貼專家,山東省高端智庫入庫專家,山東省改革開放40年社會科學名家;中國企業管理研究會副會長、第一、二屆教育部工商管理學科專業教學指導委員會委員,山東省高等學校人文社科研究平臺山東大學公司治理研究中心首席專家。


原文登載于《光明日報》2021-06-08

原文鏈接:https://share.gmw.cn/news/2021-06/08/content_34906525.htm


2016年5月17日,習近平總書記主持召開哲學社會科學工作座談會時指出“要加快構建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按照立足中國、借鑒國外,挖掘歷史、把握當代,關懷人類、面向未來的思路,著力構建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在指導思想、學科體系、學術體系、話語體系等方面充分體現中國特色、中國風格、中國氣派”。2020年8月24日,習近平總書記主持召開經濟社會領域專家座談會時再次強調,希望廣大理論工作者“從國情出發,從中國實踐中來、到中國實踐中去,把論文寫在祖國大地上,使理論和政策創新符合中國實際、具有中國特色”。管理學是一門綜合性學科,兼具社會屬性與自然屬性,不同社會制度下存在情景差異性,會采用不同的研究范式。習近平總書記基于辯證唯物主義的世界觀和方法論提出的上述要求,為構建中國特色、中國風格、中國氣派的管理學指明了方向。


為什么要建立管理學的中國學派


中國管理學的知識體系主要是基于西方發達國家的管理理論與研究范式逐漸建設、發展與完善而來,對促進中國企業管理實踐的進步起到了一定作用。但隨著改革開放不斷深入,中國經濟、社會與文化都已經和正在經歷著重大變革,管理學的實踐基礎發生了改變。學者們遵循和依照西方理論體系展開研究,實踐中的管理者卻基于自身經驗及現實國情從事管理工作,常常導致理論研究與實踐需求脫節,理論體系的適用性與指導性受到質疑與詬病。另外,中國經濟體制改革歷經四十多年時間,創造了舉世矚目的發展奇跡,在此過程中,中國企業伴隨市場經濟快速發展,商業模式與管理實踐不斷創新,涌現了一大批世界級的企業。這些企業根植中國本土,在走向成功的過程中形成了具有中國特色的管理實踐和管理經驗,需要學者們進行系統梳理、總結與傳播,為全球管理學科的發展提供中國特色、中國風格和中國氣派的管理理論。


習近平總書記在哲學社會科學工作座談會中指出,構建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要體現繼承性與民族性、原創性與時代性、系統性與專業性。基于此精神,必須明確,建立管理學的中國學派不是對既有管理知識的全面顛覆,亦不是對西方管理理論與研究范式的全盤否定,而是基于中國情境,以兼容并蓄和文化融合為原則,以管理學既有理論體系為基礎,結合中國管理實踐現狀與發展訴求進行管理理論體系和研究內容的拓展與創新,解決實踐中管理工作的痛點與盲點,實現管理知識的交叉與融合、繼承與發展,構建原創性的、充分體現中國特色的管理新理論和新思想。


汲取中國傳統文化資源,實現融合發展


長期以來,由于以西方研究范式為參考,中國管理學研究存在過度追求和強調理論支撐與演繹的問題。這些基礎理論大多以西方企業為樣本,在西方國家情境中發現與建立。中西文化差異必然導致管理實踐的不同,主要體現在:西方管理思想的產生與機器大工業生產緊密聯系,注重剛性管理,關注分工與流程,在管理過程中更多使用制度、法律等手段進行行為規范;中國傳統文化價值觀更趨近于柔性管理,強調以倫理、禮法為教化手段,對人進行情感上的感化和引導。中國傳統文化博大精深,諸子百家的管理思想與管理經驗經過幾千年積累與提煉,使得管理實踐活動帶有明顯的傳統文化基因,存在很多西方管理理論無法解釋的現象。隨著中國經濟快速發展、企業競爭力不斷增強,近年來學術界和實踐界對理論研究與管理實踐脫節問題進行了深刻反思,呼吁結合中國傳統文化展開本土化的管理研究,以解釋實踐中存在的復雜管理現象。


中國的管理學研究,不應是對西方管理經驗的復制,抑或在中國情境下對西方既有管理理論的再檢驗;過度強調傳統文化中的管理思想并嘗試據此構建管理理論指導管理實踐,又容易走向另一個極端,因為傳統文化中的部分管理思想也存在一些缺陷,比如對科學與變革重視不足、缺乏與市場經濟和先進科學技術的聯系等。所以,如何將中國傳統文化價值觀與現代市場經濟條件下的管理理論相結合,形成一個邏輯自洽的系統,是建設管理學的中國學派首先要解決的問題。建立管理學的中國學派,應當對傳統文化中的管理思想有選擇地繼承:一方面挖掘梳理有價值的管理理念,形成具有民族特色的中國管理思想體系;另一方面,對比西方管理理論,與當代管理思想碰撞融合,實現中國管理理論與方法的創新。最終,形成以解釋復雜管理現象為目的,既具有中華民族文化特征,又包含對既有管理理論的繼承,實現了東西方管理思想相融合的管理學知識體系。


凝練特色管理理論,突出管理學的本土化與原創性


從產權性質看,國有企業為我國經濟建設作出了重要貢獻,未來還會在國民經濟關鍵領域和重要部門處于支配地位,承擔戰略性投資、國家安全和民生保障等特殊使命。改革開放以來,國有企業經歷了權力配置層面的經營自主權確立、制度建設層面的企業制度創新以及產權層面的混合所有制改革等,國有企業改革逐步深化,極大提升了企業運行效率。國有企業在產權結構和組織制度等方面具有與西方企業相異的特殊性:一是股權高度集中,內部人控制現象較為普遍;二是受政府宏觀調控力度較強,政府擁有較多影響企業發展的資源。由此產生諸多國有企業管理面臨的獨特矛盾和問題,比如企業家使命主義精神與內部人控制之間的矛盾、管理層激勵與約束機制建設問題、黨組織嵌入公司治理結構的實施機制等。隨著混合所有制改革不斷推進,亟須學者們以本土化和原創性為原則,結合國有企業管理實踐,凝練特色管理理論,總結與挖掘具有中國特色的管理模式,不斷提升國有企業管理水平。


從企業組織形式看,我國企業實施集團化經營趨勢明顯,企業集團作為一種介于市場與單體企業間的經濟組織,在我國經濟發展中的重要性與日俱增。與單體企業相比,企業集團規模大、涉及產業和產品多、包含多法人主體。集團化經營可以通過資源共享實現協同效應,但集團內部存在的多層級與多維度的功能分布、管控與被管控關系,使得企業集團管理更具復雜性和挑戰性,“統死放亂”“集而不團”的現象大量存在。金字塔結構是我國企業集團最常見的組織形式,金字塔結構下的成員企業因為層級差異和混合投資行為形成了獨特的網絡結構,使得實際控制人的現金流權與控制權存在偏離,多重委托代理鏈條導致了更為復雜的公司治理問題。所以,建立管理學的中國學派,有必要將企業集團框架內的母子公司管理問題作為中國情境下的特殊研究主題,結合中國的文化情境討論企業集團協同效應的提升路徑,梳理實踐中的特色管理活動,推動企業集團持續成長及金字塔結構下母子公司協同發展。


探索新型管理技術,凸顯管理學的先進性與時代性


近年來,移動互聯網、大數據和人工智能等信息技術快速發展,與實體經濟不斷融合,已成為新一輪科技創新和產業變革的核心驅動力,全球經濟越來越呈現數字化特征。數字經濟時代,信息技術革命為社會發展和組織管理創造了諸多有利條件,比如優化決策環境和豐富管理工具等,同時也為組織管理帶來很多挑戰,比如新技術發展的倫理、安全與應用邊界問題。總之,數字經濟逐步顛覆了傳統組織管理的原則與方式,使過去一百多年來形成的管理理論的適用性與有效性都面臨挑戰。《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四個五年規劃和2035年遠景目標綱要》提出,要“以數字化轉型整體驅動生產方式、生活方式和治理方式變革”。面對以智能化、信息化為核心的第四次工業革命引發的新型管理問題,中國與西方國家在管理學理論研究與創新方面處于同一起跑線。所以,建立管理學的中國學派,應當基于數字經濟時代大背景,開展新型管理技術研究:一是加強對新型管理技術應用方式的理論分析,盡可能發揮大數據與人工智能等新型技術在管理實踐中的優勢,提高管理效率;二是探索新型管理技術的應用邊界,從商業倫理層面推動大數據與人工智能技術的科學持續發展,凸顯管理學的先進性與時代性。


進一步完善管理學研究的方法論


過去十余年來,以數據計量為基礎的實證主義在管理學研究中占據主流,但理論研究與管理實踐的脫節,使得唯計量的研究方法受到學術界與實踐界的質疑。鑒于中國管理實踐的復雜性與特殊性,簡單的計量分析難以充分解釋管理實踐。研究中國企業管理問題,講好中國企業發展故事,需要更多中國本土的案例研究。事實上,管理理論的研究方法本身沒有優劣,只是不同類型的問題或者問題研究的不同階段,往往具有相應適配的不同研究方法。案例研究能夠保障研究的針對性、真實性,管理學的中國學派的研究應堅持問題導向,擯棄唯實證主義,對管理實踐中出現的新現象、新問題多采用案例分析,腳踏實地開展創新性研究,從動態變革視角進行多因素影響路徑的探索,提煉出具有中國特色的管理活動,豐富管理學的理論體系。總之,建立管理學的中國學派應當回歸本源,推進研究方法多樣化和研究范式規范化,從“真問題”出發,深入“真現場”,總結中國企業管理的獨特實踐,升華并形成中國本土化管理的獨特理論。


(本文系國家自然科學基金項目〔71872101、71972117〕階段性成果)


作者:徐向藝 徐鵬(山東財經大學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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