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授觀點

徐向藝教授:結構重塑與制度創新:建立公司治理研究的中國學派

發布日期:2021-06-08 11:33 點擊次數:

教授簡介:徐向藝教授,山東大學二級教授、榮聘教授,管理學院博士生導師。國家級教學名師,國家萬人計劃領軍人才,享受國務院特殊津貼專家,山東省高端智庫入庫專家,山東省改革開放40年社會科學名家;中國企業管理研究會副會長、第一、二屆教育部工商管理學科專業教學指導委員會委員,山東省高等學校人文社科研究平臺山東大學公司治理研究中心首席專家。

2016年5月17日,習近平總書記在哲學社會科學工作座談會上發表了重要講話。為深入貫徹落實習近平總書記的重要講話精神,推動建設中國特色、中國風格、中國氣派的管理學體系,2021年5月15日,管理世界雜志社在北京舉辦“加快構建中國特色管理學體系”研討會。我院徐向藝教授與席酉民、汪壽陽、吳曉波、毛基業、戚聿東、張維、王永貴、李新春、張玉利、魏江、吳照云等二十余位管理學界著名專家學者圍繞深入貫徹落實“習近平總書記在哲學社會科學工作座談會上的重要講話精神、加快構建中國特色管理學體系”展開討論。徐向藝教授發言內容以“結構重塑與制度創新:建立公司治理研究的中國學派”為題成文,發表在《管理世界》2021年第6期。

(一)建立公司治理研究中國學派的必要性與可行性

中國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等情境因素和西方存在著根本性差別,長期以來,主要借鑒西方經驗構筑的公司治理模式的適用性與有效性在實踐中充滿爭議。尤其是近年來,中國的發展理念和經濟結構均發生了一些重大變化,在大國崛起和數字化經濟發展的背景下,結合中國情境特殊性建立公司治理研究的中國學派,以及推動中國管理學界在世界舞臺發出自己聲音的時機已經到來。

第一,從機器大工業到電子信息工業,再到數字經濟時代的發展,公司治理模式與治理機制必將發生重大變革。在19世紀機器大工業以及20世界電子信息工業發展階段,借鑒、學習西方公司治理理論與移植實踐模式具有必要性及合理性。但是,在以移動互聯網、大數據、人工智能發展為標志的數字經濟時代,中國與西方公司治理制度變革與創新處于同一起跑線。西方傳統公司治理范式在中國公司治理實踐中面臨更深層次的挑戰。第二,中國傳統文化體系與西方的差異性,凸顯出建立公司治理中國學派的必然要求。中國傳統文化提倡基于道德規范與社會輿論的監管模式,要求公司治理應當對外部利益相關者的訴求更加重視。中國傳統文化中不斷積累的知識與智慧是構建公司治理中國學派的文化基礎。第三,中國具有特殊的現代國情:一是國有企業在國民經濟的關鍵領域中處于重要地位;二是金字塔結構下的母子公司制度形式導致的委托代理問題較為復雜,子公司作為上市主體而非整體上市的現象較西方普遍,母子公司治理問題也呈現出不同于西方的特點;三是政府在經濟運行中發揮著重要調控作用,對公司經營發展的影響力遠大于西方。第四,中國改革開放歷經四十年的時間,已涌現了一大批世界級的優秀企業,這些企業根植于中國情境,逐步形成了中國化的公司治理經驗,在治理結構安排與制度設計上與西方存在諸多不同,有待學者們認真思考與探索。基于以上中國特殊的現代國情,構建中國公司治理學派具有重要價值,歸納梳理出有中國特色的公司治理制度,構建本土化的公司治理模式已經具備可行性。

(二)修正公司治理目標,回歸公司治理研究本源

長期以來,公司治理與公司績效之間的關系是中國公司治理領域普遍關注的問題。在已有的實證研究中,公司績效主要以資產收益率、每股收益等反映收益能力的財務指標進行測量。這些研究在一定程度上為提升中國上市公司治理效率做出了貢獻。但是,公司治理績效與財務績效之間在短期內可能并不存在必然顯著的相關性,甚至在某些特殊情境下,良好的公司治理對短期主義導向的績效提升反而具有抑制效應。為此,要為公司治理正本清源。基于中國的具體國情與歷史文化背景,公司治理目標應從財務績效轉變為“運作合規、權力制約、利益均衡、公司善治”。其中,“運作合規、權力制約、利益均衡”分別是中國公司治理的基礎要求、本質需求及核心訴求;“公司善治”則是中國公司治理的長期追求,是公司實現可持續發展的根本導向。結合中國情境對公司治理的目標進行準確界定與測度,是完善公司治理組織設計與制度安排的重要標準,也是建立公司治理研究中國學派的邏輯出發點與歸宿。

(三)構建公司治理中國學派的新范式及理論體系

科學研究的范式存在的意義是可以運用即成的定理、公論解釋科學研究的難題和實踐中的疑惑。如果依據常規范式在解決難題時不斷遇到挫折或困擾,或者既成范式對新出現的社會現象及現實問題缺乏鮮明說服力,就需要修正常規范式。這一修正過程產生新定理、新理論、新方法,也就產生了新的研究范式。理論的創新需要新范式,同時也需要對傳統范式的修正與創新。僅依靠西方理論、范式來研究中國公司治理問題是目前理論與實踐脫節的主要原因。在我國公司治理理論構建及指導實踐過程中,我們應著重思考:

一是辨析造成東西方制度與文化差異的公司治理長期、深層、隱性影響因素,形成適合中國情境的公司治理效果評判標準,評價結果應以公司治理的長期價值創造效應為參考;二是立足中國經濟體制改革過程中的歷史情境因素,積極尋找公司治理實踐發展進程中顯著異于西方模式的成功經驗,必須同時思考變革過程中的制度環境、社會文化、人情社會、關系社會所帶來的共同影響,實現公司治理理論的本土化創新;三是繼續深入探索如黨的領導、“社會資本”、“社會輿論”等基于中國情境的特殊公司治理參與方的積極意義。以該范式為基礎,建立“以股東為主導的核心利益相關者相機治理”、“中國情境下母子公司雙向治理”、“以董事會為核心的治理結構”等理論體系。立足于中國情境,完善并拓展公司治理中國學派理論體系的解釋力和影響力。

(四)規范與創新公司治理研究的方法論

公司治理研究的方法論是在該領域具有普適性,在研究過程中起指導作用的范疇、原則、理論、方法和手段的總和。從方法論的角度,我國公司治理要對以下幾個問題重新審視。

第一,利益相關者共同治理理論所主張的全員參與治理容易引起的目標混亂、效率低下等問題,股東至上、單邊治理也存在治理局限。第二,公司治理結構僅是公司治理的組織特性,而公司治理有效性更多地取決于公司治理行為。第三,公司治理績效不同于公司財務績效。公司治理績效表現在明確而合理地配置公司股東、董事會、經理人員和其他利益相關者之間的權力、責任和利益,以確保公司運作的合規、合法性,但在短期內不能保證公司利益的增長。第四,公司治理存在跨期效應。公司治理績效既可能是當期公司治理改進的結果,也可能是前期公司治理改進的結果。公司治理與公司績效表現之間的關系在不同時期可能會表現出不同的特征,較短的數據樣本期間無法檢驗出兩者之間的真實關系。

目前公司治理領域的學術研究大多運用大樣本數據進行實證研究,但很多實踐中的重要問題受限于數據的不可獲得性而難以有效開展研究,并且數據與模型也無法解釋更深層次的作用機理。近年來,我國學術界一直致力于“打造中國氣派的哲學社會科學話語體系”,公司治理的中國學派也應當回歸本源,推進研究方法多樣化和研究范式規范化,從“真問題”出發,深入“真現場”,以扎根精神展開學術研究,總結中國公司治理的獨特實踐,升華并形成中國公司治理的獨特理論。

綜上,在中國特殊情境與資本市場制度深化改革背景下,中國公司治理過程中一些新的實踐已無法用原有的公司治理理論進行解釋與評價。我們亟需結合公司治理的本質,修正公司治理目標,回歸公司治理研究的本源,構建新的理論框架和研究范式。應在新范式與新框架下展開對公司治理的學術研究,共同建立對現代公司治理具有理論的解釋力、實踐的滲透力、在國際上具有重大影響力的公司治理中國學派。



版權所有 © 山東大學管理學院   地址:山東省濟南市山大南路27號    電話:0531-88364664   【舊版回歸】

澳门新莆京在线免费视频